我们现在的漳卫南局机关，坐落在德州市繁华宽敞的东风路上，局大门也很气魄，其中耸立着宏伟壮观高12层的现代化办公楼，大楼两侧有综合楼和水文监测楼相对而立，办公楼的后面就是职工宿舍楼，形成了优雅而舒适的办公生活环境。这与漳卫南局初建时相比，已有着天壤之别了。

回想起1962年我来漳卫南局报到的时候，那时局机关就在德州中学的西侧，办公和生活住宿皆为平房。由于条件有限，那年新分配到漳卫南局工作的十几名男同志，共住在一个30多平米的通间大房中。当时，我因患肺结核未愈，就和另一位同病相怜的张小云同志共住一个房间，受到了优惠待遇。

1962年是漳卫南局职工人数增加量最多的一年，这一年光分来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就有16名。当时的局机关，包括新分来的学生在内就50人左右。那时，属局直接管理的只有四女寺枢纽管理站（后改为处）和临清的南运河水利试验站两个单位，另外就是协助水电部调解处理漳卫南河系的水事矛盾和纠纷，并代部管辖正在兴建的冀鲁豫边界水利工程。当时，我被分在局计划处审核科当技术员，参加了其中各项有关工作。

随着漳卫南局工作业务的不断扩大，人员逐年增加，所以水电部批准漳卫南局在德州东方红路（现德州大酒店以西地段）新建办公楼和生活区。先后建成了1300平米的办公楼，以及职工住宅、食堂、仓库和锅炉房等生活设施，1963年汛后陆续建成搬迁。

1963年汛期，海河流域发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的最大一次洪水。据推算，漳卫河为50年一遇洪水。卫河和漳河右堤多处漫溢决口，虽采取了人工分洪，但由于河道防洪能力标准太低，不能够满足上游所带来洪水宣泄要求，漳河岳城水库最大下泄流量达到了3500立方米/秒，所以除了在穿漳下游东王村扒口分洪外，后来又在大名县北大堤闫口桥决口，溃泄水量达13亿多立方米；卫运河在临清市以上冯圈决口。即便如此，四女寺以下的南运河和四女寺减河仍然承受不了上游涌来的特大洪水，最后经中央防总批准，由部队在四女寺枢纽以上的右堤扒口向恩县洼分洪7亿多立方米。

这次特大洪水，给冀鲁豫三省的漳卫河两岸造成了严重灾害和损失。漳卫南局的职工，也在这场大水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洪水过后，漳卫河的面貌更是一片狼藉。

在洪水过后的10月份，毛主席发出了“一定要根治海河”的伟大号召，漳卫河的扩大治理势在必行。为了解决在防洪中省际间的矛盾，1964年中央调整了冀鲁两省的边界区划，即划定河北和山东省以卫运河和漳卫新河为界（其中德州市因为历史原因仍隶属山东省）。与此同时，中央确定岳城水库以下的漳河、淇门以下的卫河、刘庄闸以下的共产主义渠、卫运河及漳卫新河由水利电力部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实行统一管理。在此之前，河南和山东省在该河设有管理部门，即安阳卫河管理处，聊城和德州的卫运河、四女寺减河管理处。而河北省一边的漳河、卫河、卫运河和四女寺减河当时均无河道管理机构。

遵照中央的规定精神，已有河道管理机构的，就将人员、房地产先后办理了交接手续；而需要新组建的是邯郸、邢衡和沧州地区的修防管理处。这三个处是由漳卫南局机关和有关地方共同抽派人员组成，建成后人财物统一由漳卫南局管理。

1965年初，局在研究新组建处的人员时，最早就确定我去邯郸地区修防处工作。所以在1965年元月份和三月份，两次派我跟随张经副局长和童振铎副局长到漳河沿岸选择建处地址。经过两次考察并反复比较后，大家认为把处建在魏县县城较为妥当。4月份，局确定了派遣来邯郸地区修防管理处的人员，任命张文喜为处主任，柳长山为教导员；还确定徐振海、洪益和我为工程管理科财供科负责人，同时也确定了杨昭中、吴宗禹、黄宝玉、张征凡、孙以杰、李长河、周玉和、王玉雯、毕未茹、冯玉美、贺中标、陆全法、陆万荣、刘子谦、尹秀兰等十多名同志到邯郸处工作。这些同志接到通知后，毫不犹豫的打起行李来到临时驻地魏县招待所。

1963年特大洪水后，中央为了确保天津市和卫运河以上广大地区的防洪安全，确定漳河和卫运河左堤高于右堤一米的标准进行加高培厚。1965年的春天，该项工程全面施工。为了能了解掌握漳河北大堤施工质量和问题，新到邯郸处的技术干部，又分赴临漳、魏县、大名和馆陶县，参加了漳河北大堤培厚工程的施工。另有一部分同志就在魏县招待所筹划建处事宜。正当建处工作进行中，突接上级指令，建处地点定为魏县野胡拐，我们就又搬到野胡拐原魏县漳河防汛指挥部的房子里。为了及早进行防汛准备和开展各项工作，我们于1965年的5月2日向沿河各县及各有关单位宣布邯郸地区修防管理处正式成立并开始办公。

处机关设有三个科室，分别是秘书科、工程管理科、财供科。局原来任命徐振海和我为工管科的正副科长，但因秘书科一直没人负责，所以处领导又决定徐振海同志到秘书科负责，所以工管科就由我负责，财供科由洪益负责。后又经过积极筹划，组建了各县管理段。至此，邯郸河务局的前身——漳卫南运河管理局邯郸专区修防管理处正常运行了。

邯郸修防处工作正常运行后，在漳卫南局和邯郸专区的双重领导下，经全处人员共同努力，1965年和1966年的工作开展都很顺利，河道堤防加高培厚工程按计划完成，各项管理工作也都在有序推进。整个处的工作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并受到漳卫南局的好评。

1967年初，在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浪中，处里也形成了观点不同的两派群众组织，当时，一位领导因病长期修养，另一位靠边站。为了不影响全处的工作，处内成立了“抓革命”和“促生产”两个小组，“抓革命”小组由两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组成，负责有关政治运动开展“大批判”活动；“促生产”小组由我、洪益和王新立（当时为聘干）三位同志组成，负责全处各项业务工作和生产任务。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年内处内各项工作还能够正常进行。

可是到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风暴，在中原大地，派战不休，武斗盛行。当时由于受到蒙蔽和煽动,一些社会不明真相的群众对处机关进行围攻，先是殴打了杨昭中同志，尔后又将我和洪益同志骗到馆陶县漳河复堤工地，在民工中挂牌批斗、殴打、爬大堤、剃成阴阳头。在野胡拐也多次受到冲击。就连当时一般技术干部黄宝玉、钱卫民、陆全法、张征凡等同志也遭到了批斗和体罚。把一个好端端的单位搞得人心惶惶，混乱不堪。一伙人竟欺上瞒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命委员会”的九名成员中，有五名是聘干，只有四名正式职工，这4名职工中我也成了这个“革委会”的成员，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认可。在此情况下，我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具体工作。后来又被魏县革命委员会斗批改办公室借调到农村工作队工作近一年光景。就这样陆续在该处待了两年多。

1970年的下半年，水利电力部军管会决定撤销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编制，将局机关并入十三局，在十三局机关设河道处（组），原漳卫南局机关人员，除所设河道处（组）外，有的南调长江葛洲坝工地，有的并入十三局其他部门。原漳卫南局所辖的单位，除四女寺枢纽管理处外，其他所有河道修防管理处（段）一律移交所在地的地方管理。漳卫南局在实施这一方案之前，于1970年12月份下调令将张文喜同志和我及我爱人毕未茹调四女寺枢纽管理处工作。同时又将局梁达三同志和曲玉芝夫妇调到了邯郸处。

漳卫南局机关撤销后，坐落在东方红路上的办公楼和生活设施，与德州市一个单位的办公楼和生活设施区进行了交换。那座交换过来的楼房，十三局作为机关办公楼使用，而原来的十三局办公楼又给了漳卫南局恢复后的办公楼（因此楼属危楼，后来漳卫南局建新的机关大楼时紧靠该楼兴建，新楼建好后将旧楼拆除）。

张文喜同志和我们夫妇调入四女寺枢纽管理处后，局任命张文喜为该处主任，任命我为工程管理科科长。1971年和1972年正逢四女寺枢纽进行扩建和改建的时刻，计划要新建一座12孔的北进洪闸，对原有的南进洪闸和南运河上的节制闸进行改造。与此同时，进洪闸上游的河道也要相应扩宽，扩宽的弃土都要堆积在四女寺管理处的驻地，所以四女寺管理处所在的三角地带要整个抬高三至四米。该枢纽扩建工作由水电十三局建工处负责施工建设，而四女寺枢纽管理处的房屋拆迁等问题则由管理处自行负责。所以我到四女寺管理处工作后，就主要负责所有房屋的规划设计和迁建工作。对于枢纽工程的管理，看到所管几个闸的钢闸门锈蚀很严重，所以也对钢闸门的防腐问题进行了探索和试验，积极组织职工把过去锈蚀很严重的钢闸门全部喷涂了水利部水管司推荐的环氧富锌油漆，使所有的钢闸门焕然一新。

根据我的工作成绩和表现，1972年我被提为四女寺枢纽管理处的副主任（副处级）。在整个的枢纽扩建中，我们还组织全处职工，力所能及的承包部分小项目，积极配合十三局建工处一起完成了枢纽的扩建施工任务。

1973年10月，水电部责成十三局在河道处（组）的基础上组建河道管理分局，并明确地把岳城水库管理处划归河道分局领导（在此之前归水电部直属），同时还确定将卫运河、漳卫新河在扩大治理中所建的拦河蓄水闸统一由河道分局管辖。所以河道分局的任务，除了直接管理的四女寺枢纽外，又增加了岳城水库和祝官屯、袁桥、吴桥、王营盘、罗寨、庆云、辛集等七座拦河闸，还有恩县洼滞洪区的进水闸及牛角峪退水闸。除此之外，还要协调漳卫河系的防洪闸调水工作。任务增加了很多，更显建立河道管理分局的必要。

遵照水电部的指示，水电十三局推荐了张文喜、我、崔畔元、刘贵福四位同志为河道分局的负责人，后来水电部批复张文喜为局长，我和崔畔元为副局长。经十三局批准，分局下设了政工科、工程管理科、水利调度科、财供科。河道管理分局就此正式成立运转了。

河道分局成立后，首先加强了对岳城水库和四女寺枢纽管理处的领导，理顺关系。对于新建接收过来的拦河闸，与两岸有关各地协商，建立和健全闸所管理体制，并对各闸竣工后的遗留问题，先后采取了补救措施。例如对祝官屯闸增建了工作引桥，对吴桥、庆云闸运用不灵活的油压启闭机更换成单个电动卷扬启闭机；袁桥闸增加了工作桥和桥头堡。从而保证了各闸的运用自如，启闭灵活。

1974年汛前，岳城水库为腾库迎汛，将库水位放到了死水位后，发现堤前铺盖有许多塌坑和裂缝，这事关岳城水库的防洪安全，水电部和十三局的领导对此高度重视。水电部水管司朱国华司长带领部总工程师冯寅等人会同十三局郭林副局长亲临现场检查，检查后当即决定：立即放空水库，对塌坑与裂缝彻底处理。随即责令邯郸地区动员劳力，十三局派技术人员现场指导，立即按防汛抢险的要求加速处理。为此，十三局派我带领技术人员赶到现场，邯郸地区动员了近万名民工，海河设计院也抽调了地勘队灌浆人员共同对塌坑裂缝进行了处理。特别是对泄洪洞进水塔前的一个直径约3米，深达3.5米的一个大坑，冒险采取了开挖回填和高压灌浆处理。大家一致认为此举为岳城水库清除了一大隐患，确保了岳城水库大堤的安全。

1974年汛后，岳城水库主堤迎水面又发生大面积滑坡，水利部冯寅总工又数次到现场与海河勘测设计院岳城水库设计组研究处理方案，我也一直参与其中，后经报水电部批准，决定在75年汛前对大堤进行压坡处理，于是又成立了“岳城大堤压坡施工指挥部”，当时由水电部副部长张季农召开会议宣布：邯郸地区海指赵文艾同志为指挥长，我为副指挥长。从1975年3月开始，邯郸地区组织了2.5万民工进行会战，我会同海河院岳城水库设计组、水库管理处及河道分局的同志与地方密切配合，团结奋战100天，完成压坡土石方85万余立方米，完成投资519万元。于1975年汛前完成了任务。

1976年初，水电部批准了海河设计院呈报的岳城水库度汛方案，即大坝和防浪墙各加高1米，二号小副坝改砂砾料壳并布设炸药孔的方案。这次施工，土方由邯郸地区海指承担，砼防浪墙由水库管理处实施，我仍以副指挥长的身份参加了施工领导，于汛前完成了任务。

记得1978年元旦过后刚上班第一天，张文喜副局长就告诉我：组织上已决定你去援外了，任命你为援马里共和国水利专家组的副组长，从今天起，你就到十三局援外处去上班吧！从那天起，我就到援外处做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1978年4月，我就带领援马先遣组的7位同志奔赴西非马里共和国。我们先遣组的任务就是与马方沟通情况，建设后续来马人员施工生活驻地，接收和维修机械设备，为工程的顺利开工做准备。这项援外工程，国内来马人员以十三局为主，另外还有从浙江、山东、宁夏选派来的技术骨干，共计120余人，其他劳动力在当地雇用。我们承建的工程有两项，一项是尼尔河马尔卡拉拦河闸修复；另一项是马里“尼办”总干渠渠首重建及清淤工程。经过八九个月的积极筹备，两项工程于1979年2月1日同时开工。其中马尔卡拉拦河闸修复工程于1980年5月完成，马方于5月15日在水闸工地举行隆重的竣工移交典礼，马方公共工程部部长出席，我方驻马里大使杜易参加了大会，我代表中国援外组在移交书上签字。该水闸修复工程概算为724万元（人民币），竣工决算为600万元，为国家节约外汇124万元，总干渠的工程直到1982年方才完成。这两项工程受到部对外司好评。为此，水电部对外司以（83）水电外字第259号文对十三局奖励人民币60万元。

水闸修复工程完成移交马方后，该项目人员陆续回国。我于1980年6月份回国，回国后在京向部对外司进行了工作汇报，外经部也派人听取，领导对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我所参与了两年多的援外工作就此结束，又回到了河道管理分局。

1980年，水利部决定在全国组建六大流域机构，新成立了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并决定恢复原漳卫南运河管理局的编制。漳卫南局恢复后隶属海河委员会领导，同时把原交付地方的河道管理处（段）再全部接收回来。

漳卫南局机关恢复是在河道管理分局的基础上进行的。原漳卫南局机关与十三局合并时的人员，经双方商定采取“双志愿”的原则，即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关于分家后的驻地问题，鉴于用原漳卫南局东方红路大院换来的办公楼已为十三局机关所用，所以就把原十三局的办公楼划给漳卫南局所有，并以等同的面积划定了两局的管辖范围。

在恢复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建制的时候，水利部提出由张文喜、梁达三、刘志鸿、韩志民、王勇胜五位同志为筹建人。当时王勇胜同志为岳城水库管理处处长一直未能到位，所以漳卫南局的筹建就一直由其他四人负责。

1980年10月，水利部批准漳卫南局总编制1000人，机关编制120人。11月海委批准漳卫南局职能机构设置：机关下设办公室、水资源保护办公室、人事处、财务供应处、计划处、工程管理处、技术处等处室。我被任命为技术处处长。这样，漳卫南局的工作就进入正轨。

1981年10月，水利部海委转发水利部文件，任命张文喜为副书记，韩志民为副书记，梁达三、刘志鸿和我为副局长。新的局领导班子成员互相协作，团结奋进，使漳卫南局的工作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局面。

时光瞬间进入1983年，中央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离退休年龄做出了明确规定，并要求严格执行。那时，我局领导班子中梁达三、刘志鸿、韩志民三同志均超过离退休年龄，按规定都要办理离休手续。海委罗平副主任来局物色增补班子成员。经过组织考察和群众推荐，拟增添李连生和王金玉两同志为新班子成员。根据当时情况，我两次找罗平副主任推荐李连生当局长，我仍当副局长。我觉得我虽然学历比连生有优势，但我的工作经验、组织能力和口才表达能力都不如李连生同志，所以就极力推荐李连生同志任局长，我向组织保证将尽心竭力当好助手。我的这种态度得到海委领导赞扬。最后，海委转发水利部任命文件，任命张文喜为副书记，李连生为代局长，戚天成、王金玉为副局长。我对此任命感到高兴，但此后不久，李连生被组织安排到河海大学学习两年，学习结业后又调海委工作，我感到工作压力有点大，但工作只能尽力而为。

时光又很快到了1987年，张文喜同志也到达离休年龄被批准离休。部、委对漳卫南局的班子再作调整。1988年1月，水利部和海委下文任命我为局长兼党委书记；王金玉为副局长兼副书记；孔祥愈、刘德亮、何文垣为副局长。此后，何文垣同志奉命调水利部工作，在此情况下，我只有挺起腰杆，鼓起勇气，扛起了局长书记一肩挑的重任。我深知这是组织和广大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同时也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于是，我下定决心，绝不能辜负党和群众对我的期待，一定要廉洁奉公，决不能以权谋私。我经常在想，我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如果没有党和国家的教育和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只有以实际行动，严于律己，以身士卒，尽最大的努力，履行好党和人民交于自己的使命。

回顾我担任党政一把手，主持漳卫南运河管理局工作7年多的时间里，在部和海委的领导下，基本做到了尊重和团结班子成员，充分发挥党委集体领导作用，继承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带领全局职工，兢兢业业，团结奋斗，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

经历多年的工作实践，使我深刻感受到，遵纪守法、无私无畏、清正廉洁，方能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也方能强有力的树正气、打歪风，建立和保持单位的良好风范。

我觉得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只有谦虚谨慎、勤奋努力，恪守做人的道德风范，尽心竭力为社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无怨无悔了。我在漳卫南局系统工作一生，现在已到耄耋之年，我将以欢快愉悦的心情，安度今后所剩不多的夕阳红晚年。